（正文第三人称，正文风格不严肃，可跳过看轻松搞笑的第一章，这是主角书的序章，不是过浓的序章！是服务主线凶杀用的！）

《躲在暗处的她杀》

序

不知自己的序章是否又会引起热议，但我必须诚实地来讲本书的开端。

2018年4月20日我与《西沙》主编黄奇寒在柏林参加国际视听联盟会，国内新闻报道了「冯意涵惨案」，这位女性惨遭丈夫碎尸藏尸的新闻不仅在国内轰动，就连外媒也在热议。

冯意涵与我相差不过4岁，都出生于80年代的二线城市，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人生步调大致相同。

冯意涵在教育资失衡的城乡部，从乡镇学校读到京央传媒大学实属不易，更令我震惊的是，她读的是新闻学，毕业后在报社当了撰稿记者，后被调派到省报社，前途本一片光明，却惨遭杀害。

我们普通人都明白一点实事，新闻镜头涉及到话语权构建。

而在新闻学术界掌握领导地位的精英大多都为男性，他们为既得利益者，也是语言编撰者，因此保证了新闻思维的制定和实践。

尽管他们生产出的新闻要素阐述的都是时政，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制造出的新闻议题一旦投放到公共讨论领域，这些话题仍旧停留在：“只有男性才拥有讨论这些话题的权利”。

当女性开口参与或评论新闻，那会促成新闻失去它该有的严肃性，让它听上去只像个花边新闻。

所以我对冯意涵在这样的工作职场中的表现格外关注。想知道她在“观念吞噬”的职场中是否感觉到无力、压抑，以及我好奇她后来为何放弃了职业生涯，选择了与自身条件不匹配的男方，走入婚姻，为招来杀身之祸埋下隐患。

黄老师说起这个案子时用了诙谐的一句话总结：“他们总把女人捧成艺术品，从而完成少年时被阉割的艺术体验，他们要么把原素材加工成喜欢的作品，要么扔进垃圾桶，甚至连同社会的精加工也一起贬低，而反观….女人她们全身心地热衷于罗曼蒂克，甚至把对方塑捏的部分也给浪漫化了。”

“传统影视总爱写男杀女，不可否认杀人犯性别比例从古至今没改变过，犯罪研究也只针对男性，连犯罪也变成了他们的特权，但不妨你也去调查一下现在的女罪犯，这个比例在逐年升高。他们也会害怕。”

他一如既往地用俯视、用他习惯了的身份去调侃，又或者是下放安慰。

但黄老师是新女性电影方向的忠实拥护者，他也曾多次参与有我牵头开展的女性救助会、开放读书日来帮助女性再教育。

黄老师热衷和女编剧去聊《词与物》，去聊酷儿群体的污名化、去聊文化与媒介中的想象。他侃侃而谈，听上去像是骚扰但却类似于——齐泽克的黄色笑话。

他在电影节论讨会上指出，编剧在意识创作和倾向表达中仍旧不理解女性困境，艺术赋予群体的象征性仍旧停留在典型的元叙事里，给不出流动性的新语言那任何权益的推动都是一潭死水。

他在媒体中所传达出的观点和我有些不谋而合，我们都是平等权益的追求者，并非将我们性别拆分后立刻会将我们处于敌对的立场关系之中去。

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指摘我是温和态度是煮死青蛙，那我也尊重每一种发声，任何运动都会有它的圆周型态，是充满暴力的分离派、还是乐观精神的革命派都不要紧，只要能追寻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但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个人媒体语言崭露头角，具有冲击力的意识形态在社交中散落，思维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时代，让我们迎来了第四波女性主义的到来。

圆桌上的派别的分类开始细化，甚至越来越尖锐。

不管是国外如今社交流行的Boysober，还是市场消费噱头营造的Gender-free，以及东亚文化背景下的Misogyny，以及延伸出的女同性恋存在主义，等…..

我一直认为大部分80年代后所出生的独生女，都是裂缝当中波及最强烈的浪花。她们作为独生子女，强制性地享受家庭内部给予的平等权。男孩女孩一样好的观点，让翻滚起来的自我意识在千禧年后快进了八倍速。但家庭成员意识没有跟上，配套教育支撑没有跟上，导致当我成为主宰欲.望的主人，拿到了自由主义的脚本后，他人的欲.望与我产生矛盾时，我便不知所措地被用刀子割开了。割裂感是发颠的前兆。

举个最简单的，性教育的例子。

不管她们是被迫成为受害者，还是主动当了呐喊者，实际都没有被正确的普及过什么是性价值观。我们用1.0懵懂版概念去承受了4.0的激浪，导致性与性别没有被区分处理，性权利与性别权利也打入模糊地带一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阉,割女性自主权的女性是否为真的盟友，规范女性拥有诡辩逻辑来倡导平权的男性是否会背刺。少数酷儿群体的交叉性理论，以及普遍缺乏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接纳多样和包容….似乎发出任何一种声音都要先带入辩证，而无法展现它本质的全貌，生怕陷落在二元对立里，游在死水中内部分裂着、阻挡着去争“正义”

语言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大面积失语。

我们暂时无法降噪。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名作家、编剧，拥有一家新媒体公司。大多数的创作都有关于女性成长意识有关，从在《青读》连载的《红绳》起，我便在追寻传统元叙事的解构，我时常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忽而坎坷，总会下意识逃避那些狂风暴雨，在艺术里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中庸，好似无解之题让人感到胸闷和不快。

我距离上次创作已过去四年已久，媒体评论人总以艺术枯萎取笑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这四年来我大量在「再教育机构」走访，在省监狱之间调查，在妇联的支持下我的读书会进一步开展了女性救助心理会，我在来访者中采访想要寻求一个答案——女性犯罪者的背后动机。

正如黄老师所言，女罪犯的数量上升是特殊的观察视角。

如果你真的听过犯罪心理学的公开课，你会发现过去因为女性犯罪者因样本量不足而，而变成了部分小专题。甚至有关于女性犯罪者的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非常小众化。

但她们仍是可以被观察到并验证的对象，是个随着参与社会的数量增加，而逐渐增加的群体。

我国女性犯罪者2022年占比8%上升到了10%，这是反抗意识浮现，还是因为犯罪途径增加导致的？放眼2022年全球判处死刑的女罪犯，总共12位，大多都在出现中东地区，而我能接触到的、拿到可用素材的犯罪者是0人。

没有足够多的案例都无法分析女犯人的动机，于是我又大量翻阅了大量数据对比，发现教科书里来来回回叙述的典型案例又都是男性，我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被媒体称当上“惊天女砍刀”“女剪刀”“藏尸媳妇”这种猎奇视角的女性犯罪者。

我的沮丧仅仅是停留在了我的创作瓶颈出现了，而并非其他。

但我为了创作，我只能把目标依托在「罗格斯救助会」的女受害人身上。很开心在我编写这本书时安公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黄熯女士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解析犯罪性别元素上给了我很多方向，让我与很多被公诉的女性犯人进行了采访和接触，才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形成。

写这本书一半时，正好是我父亲去世十周年。

那天我和母亲去陵园祭拜，突然想起来童年时期，她对我说过的几句话。

“要不是因为你，我有时候真想捅死他，就这么和他同归于尽。”她说完这句话后面总要跟上一句：“如果没生你该有多好。”

这两句话其实和“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而活”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我身体里流了父亲的血，于是在她恨他的那刻，我便应该与他一同化为乌有。她想杀死我们，这是差点发生但又错过的遗憾。是她忍受半生最终没有实现的目标，又或者这只是她站在绝望之巅时，忍不住跳出来的愤怒的人格。

但父亲不是死于她杀，而是死于疾病。

父亲去世时，我看到母亲在病床前留下的眼泪，泪水是真诚，但同时也是一种侵入。

像是某种灵异怪圈出现，她被死亡横插在巨大的障碍之间，近四十年的婚姻对她带来的破坏性，让她逐渐适应了牺牲者的角色。当我在病床前擦掉母亲眼泪的那刻，突然十分好奇，父亲的死亡会让她这位破坏者得到解救吗？她被拯救的后半生是否依旧会腐烂？她当年的想杀死他的愿望在这刻是否停止了蔓延。

我带着这个思考，写完剩下的半本书。

变成加害者之前先是受害者，这种信息不全面就加以叙述的角度会不会被冠以「罪行开脱」，我目前也不确定。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悬疑题材，用半演绎叙事风格写完了出了三位女性的凶残的杀意。也是我第一次不带任何角度的直观叙述去创作，所以我只能奋力地站到进她们的生命体里，成为她们的眼睛，睁大去看清它运行起来的全部面貌，搞清楚她们赋予死亡审判权利前，自我到底消失去哪了。

————秦落